南开新闻网讯（通讯员 李尔岑）10月3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堂——让历史学充满魅力”学术对谈在天津举行。时逢南开大学历史学科肇建百年，作为百年庆典系列学术活动之序章，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先生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先生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展开学术对谈，活动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家骥、常建华担任导言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黄家友、院长余新忠、副院长夏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大众出版分社副社长张龙，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和青年学子近300人参加对谈会。
对谈开始前，余新忠致欢迎辞。他指出，冯尔康先生、阎崇年先生不仅学术积累扎实深厚，而且锐意进取，不断探寻新知。本次学术对谈活动是南开史学百年庆典活动的重要一环，能够邀请到两位先生以对话的形式激发思想的火花与人生的智慧，实为嘉惠学林、亦飨大众之盛举。余新忠在表达感激的同时，也衷心祝愿同登鲐背之年的两位先生保持身体健康，为学界呈现更多的思想果实。
参加对谈的冯尔康先生、阎崇年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史学名家，不仅在学术上声气相投，多年知交莫逆，生年、诞辰也完全相同，又同为一代清史大家，可谓一时瑜亮，颇具传奇色彩。中国史学薪火相传，代有贤人，二位学者在接力前辈学者史学传承之火种的同时，亦对中国史学做出新的贡献，成为后辈学者孜孜以求的宝贵财富。对谈以两位学者各自专长的研究领域展开。冯尔康先生首倡社会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对于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冯尔康先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凸显了社会视角下的范式转化，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使历史学走出了“史学危机”的时代，这是社会史研究给史学带来的新面貌。而在社会史走向碎片化的今天，冯尔康先生盼望后进学者继续拓宽与深化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在社会史领域中，冯尔康先生尤以宗族史、谱牒学着力最深，他研究宗族史的出发点，在于对传统中国宗族真实运作样貌的探索心。他强调，开展宗族史研究不仅有探究古今中国之家族运作实态的国内意义，更有探究世界范围内华人家族组织、宗族情感乃至家国情怀之历史渊源的国际意义。
阎崇年先生专攻满学，满学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重要的学术增长点，阎崇年先生正是满学研究领域的旗帜性人物。他在对谈中畅谈号召开展满学研究时的轶闻，更斩钉截铁地提出，满学研究的中心当在中国，当在北京。声声话语，振聋发聩。阎崇年先生在故宫学领域亦颇有建树，他指出，明清绝大多数时期的政治中心在北京，核心在故宫，故宫学是研究清史绕不开的课题。阎崇年先生与故宫学之结缘，始于童年时代耳闻妙趣横生的清宫故事，继与人生历程与学术历程紧密相依，学缘、人缘、地缘三方面因素，促成了阎崇年先生与故宫学的奇妙缘分。多年以来，他秉持着刨根问底、亲力亲为的学术精神，建构起“大故宫”的概念，彰显老一辈学者求真、求实的高尚学术风范。
随着对谈的深入，两位学者的对话视野逐渐扩展。冯尔康先生论及清代历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清朝从政治体制上讲，是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正由于君主专制的登峰造极，也遗留下帝王崇拜的文化心态，这也为我们提出了清除帝王崇拜的长期历史任务。清朝也是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阶段，尤其根据各民族地区的状况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这于今时亦有借鉴意义。中国疆域最终奠定于清朝，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总之，清朝内含的很多因素是可以与现代相链接的。
清朝的皇帝不仅在学术界广受关注，亦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冯尔康先生、阎崇年先生对清代皇帝均有影响深远的研究专著。阎崇年先生对清入关前的帝王与史事用功颇深，他指出，清太祖、太宗朝既埋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亦种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其贡献与缺陷均不可忽视。贡献有三，一是版图，将东北三百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收归大一统中国。二是族群，将东北地区纷繁复杂、四分五裂的族群部落归于一统。三是文化，太祖、太宗朝对统一东北地区的语言、文字贡献卓著，这对东北地区的历史、民俗、宗教等文化因素的传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缺陷亦有三，其一是首崇满洲，此政治观念下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为清朝的灭亡埋下祸源。其二是八旗特权，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八旗特权阶层“异化”成为清朝社会的寄生虫，成为统治阶层腐化的表征。三是文字狱，文字狱在入关前即已存在，入关后更是变本加厉，文化政策的酷烈亦为清朝的灭亡种下种子。关于清朝的整体看法，阎崇年先生近年研究清朝的“森林文化”，对认识清朝的文化本质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冯尔康先生所著《雍正传》社会影响很大，他对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回顾亦精彩纷呈。冯尔康先生强调，雍正帝是中国史上一位改革的君主。雍正帝的社会改革主要集中于三点，其一为摊丁入亩，这使清朝对人口的控制减弱，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束缚渐松，手工业、商业迎来发展契机，促进清代的社会进步。其二为养廉银制度，这使地方财政的公开制度化，地方财政预算作为一项政治制度确立下来，这是地方政治历史上的重要进步。其三是除豁贱民，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等级制度的束缚，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客观上含有某些近代因素。冯尔康先生强调，对雍正帝其人和对雍正帝实行的政策，还需分开认识。两位学者对清朝各皇帝史事的回顾高屋建瓴，纵横捭阖，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清史盛宴。
对谈逐步进入尾声，两位学者的对话逐渐涉及历史学的现实意义。人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学？冯尔康先生指出，历史学是关于记录的学问，面对科技的发展、生态的变化、人类的生命面临威胁，我们有责任去记录、去见证。观看学术对谈的还有不少历史学院的在读学生，面对渴求新知的后辈学人，两位史学耆宿也向他们寄予了热切的期盼：历史学者最重要的，是求真、求是、求新，要将史学研究当作生命，用生命来做史学。
整场对谈会气氛热烈，内容丰富，妙语迭出，精彩纷呈。三个小时的对谈，不仅听众始终聚精会神，享受了一场难得的精神大餐。两位九秩更是精神焕发，神情饱满，妙语连珠，令人叹为观止。最后，阎崇年先生通过分享他们在台北发现两人五同（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和同专业）的传奇故事，将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
冯尔康、阎崇年两位清史大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他们的学术人生与成长历程，见证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延续、变革、勃兴。两位年届九秩的学人共话百年史学历程，正是他们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之璀璨未来的最好献礼。历史学是致用之学，百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秉持着“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院训，高举“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理念，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品学兼优的优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指出：“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回顾百年峥嵘岁月，南开史学始终以爱国主义为根本，赓续百年文脉与史魂。展望新的时代，南开史学亦必将与中国的时代发展脉搏相依，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贡献力量。